自2013年1月以来，在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中，仅有一家没有采用双层股权结构。而美国本土上市公司的选择更为多元化：Google采用的是典型A、B双层股权结构，Facebook选用“双股制+表决权代理”来确保扎克伯格的绝对控制权，而在Zynga，其CEO马克·平克斯则使用了一种三层股份结构。
扎克伯格被外界称为“暴君”，正是来自他对世界第一媒体的绝对控制权。Facebook在2009年将股票分为A级股和B级股，二者在分红派息及出售现金价值上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别同Google的A、B股一样，即B股的表决权是A股10倍。
图片来源：网络；双层股权结构被誉为扎克伯格的“护身符”
此外，为了确保扎克伯格的绝对控制权，Facebook在双层股权结构的设计外还加入了一个“表决权代理协议”。
前十轮投资Facebook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需要同Facebook签订这份协议，同意在某些特定需要股东投票的场合，授权扎克伯格代表股东所持股份进行表决，这份协议在IPO完成后仍然保持效力。这部分代理投票权为30.5%，加上扎克伯格个人所拥有28.4%的B类股，扎克伯格总计拥有58.9%的投票权。
这么多高科技企业选择AB股权结构，显然是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
最著名的可能是苹果创始人乔布斯，1985 年，乔布斯就被苹果表决，罢免了在公司的职务，被自己聘请的CEO逐出了苹果，这次波折经历的原因，就是乔布斯在苹果内部没有足够的投票权，因为苹果一直没有双重股权制度。
京东事件挑战CDR回归
京东，本是为了迎接独角兽上市，中国CDR预期推出的首批企业。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创新型企业可通过中国存托凭证(CDR)和首次公开发行(IPO)登陆国内资本市场。
证券报列了个符合CDR条件的企业名单，有7家：阿里巴巴、中国移动、百度、京东、网易、中国电信、腾讯。中国有关部门更组织了6家公募基金发行了1000多亿的CDR基金。
其后几个月，随着中国A股步入熊市，CDR发行暂缓，CDR基金也买起了债券，但是业内普遍认为，CDR正式发行只是早晚问题。
而刘强东事件的爆发，无疑给了CDR制度重重一击。因为CDR回归的核心难点，就是如何处理双重股权制度带来的同股不同权问题。
我国公司法第130条规定：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必须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同次发行的股票，每股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这便是“同股同权同利”的由来。
在相应公司法、证券法并没有修改的前提下，如京东这样采取双重股权制度的公司用CDR方式回归，不具有法律基础支持。
而刘强东事件暴露了，双重股权制度中控制人的道德风险，公司高管个人控制公司，而其他股东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却没决策权利可言，不利于普通股东利益保障。
美国双重股权制度运行尚算良好，其原因在于其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管理机制，机构投资者占据主导的投资者结构，以及先进的代理诉讼文化，可抗衡同股不同权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中国目前为止，即使是同股同权的法律环境，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上，也有诸多不足。
现有条件制约下，CDR回归是否合适？
一个例子是2013年港交所婉拒了阿里巴巴的上市申购，正是来自于不同意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不同投票权要求。
而在2018年4月，港交所通过IPO新规允许双重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允许同股不同权，但提出了“额外的上市规定及股东保障措施”，包括：
上市后不得提高不同投票权比例；
同股同权股东必须占投票权的10%；
重大事宜必须按“一股一票”的基准投票表决；
加强披露、加强企业管治等。
随后小米集团在香港上市，小米上市资料显示，雷军的持股比例为28%。通过双重股权架构，雷军的表决权比例超过50%，为小米集团控股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