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位居北欧的一个小国，如同其它北欧国家一样，寒冷的极地上生长一批民风剽悍的“强盗”，但却也孕育了最早的新教徒，这个地方，至今树立者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五大圣人的雕像，以用来纪念这些探索人类命运的先驱。
国家的诞生路径实际上很残酷，基本上是以战争的方式进行，新任统治者往往会对传统统治者采取灭绝师太的方式进行肉体消灭，但“圣人们”开始思考去掉“暴力竞争”的问题。
他们基本都走向了理性逻辑：国家创建的方式应该是契约，即人民与统治者达成契约，契约来保护人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同时达成权利的平等。
但这样的思想破坏的既得利益者，传统的统治者们的利益，所以它是以一种非法的方式在传播与进行，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实际上就是这种思想的追随者或继承者。
法国卢梭的《契约论》名闻天下，但它的出版却是在传统教义薄弱的荷兰出版，因为荷兰，是清教徒的聚集地。
正是因为清教徒的契约，订立了良好的商业规则，使得荷兰变得逐渐强大，并局部地控制越来越大的领土，实现了殖民统治。
而真正实现一个优秀的政治治理模式则要更后一些。1688年，也就是英国一批清教徒搭乘五月花号远赴北美的68年之后，荷兰人登陆了英国，并展开了一次被称之为“光荣革命”的战事，也有一些人将之称为清教革命。
一场侵略能被定义为革命，当然不简单，因为它推动了一种民主宪政的国家治理模式，从而实现了人民对抗非正义的统治。
这种对政治的“驯服”成就了其后的英国，也成就了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改良主义”改革国家治理的模式，即君主立宪制，比如差不多再晚200年后的日本。
其后350年间，英吉利变成了“日不落帝国”，殖民地贯穿整个地球，也是早期北美的绝对统治者。
可叹的是，当这些解放人性的国家治理模式不断被人们所尝试时，中国再一次进入了落后游牧民族征服先进农耕文明的历史轮回，大清来了。
当因为国家治理模式变革而引发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时，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爱迪生电力革命）先后发生时，中国正逐步进入康乾盛世，而迫使各国使臣向帝王“叩首”依然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以一种契约形成宪章，从而实现一个国家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既保障了人民的各种权利，同时也把权利装进了笼子里，同时保障统治者不会因为“暴力竞争”而下场凄惨，这正是制度之功。
500年的世界史告诉我们，好的文化，好的制度，好的“圣人”的三结合，成就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国家治理模式。
家族企业难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人治还是法治？国如是，家如是，企业当然亦如是。
1968年出生于台湾的杨致远，1994年与大卫.费罗创办了全球第一入口网站雅虎，可谓一时之英雄。
除了将自身搜索、门户等业务做得风生水起，更是在2004年接触马云，最终以10亿美元外加雅虎中国全部股权投资了阿里巴巴。
这被业界解读为祖籍湖北的杨致远“最正确的投资”，为其后的雅虎带来滚滚财源。
但近年来的雅虎，却麻烦不断。2012年杨致远在辞任董事和所有其它职务之后，他的继任者梅耶尔，几经折腾，雅虎已失当年虎风，最有价值的资产就只剩下“阿里巴巴的投资”了。
谷歌的成功亦成就了埃里克.施密特、拉里.佩奇、塞吉.布林，但是当2015年，印度人桑达尔.皮查伊出任CEO之后，质疑声亦是不断；当库克接任乔布斯成为苹果CEO时，类似的质疑亦从未停止。
当然，尚难说谷歌、苹果的接棒者能够将企业带向何方，能否实现基业常青，但前述雅虎，还有Lendingclub等案例却足以证明，企业领袖的传承与董事会的更迭，往往给企业带致命的伤害。
在大陆另一端的中国，问题可能更加严重，改革开放30年的短短历史，企业创始人们正面临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考验，到了必须或不得不“交棒”的时刻。
前几年掀起了“富二代”接班的大讨论，各种思潮不断，马云所创办的湖畔大学，录取率为4%左右，比排名世界第一的哈佛大学都要低，但它的宗旨却是“不是要探讨如何创业，而是要探讨一个企业如何活得久。”
迄今为止，世界上具有百年历史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依赖的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从而不断地将家族的事业不断推向进步。
但保证薪火不断，基业常青，光靠小范围的优秀基因显然不靠谱，保不准出现个“败家子”，很快就基业荒芜，水淹中流了。
比如富二代“接班”问题爆发时，出现的不仅仅是“败家子”问题，更是出现了“压根不愿接班”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股份制模式出现后，既要保证基业常青，还要保证企业不“易主而食”，则更是一个难上加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