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的胜利
古永锵非常迷恋他在斯坦福商学院读MBA时学到的一种「项目」式教学方法：学生一进学校，会和其他5个人组成一个项目组，不断沟通碰撞合作，激发出各种互补的想法。斯坦福这种项目组的方式给人创造了一种大家休戚相关的融合氛围，他迷恋和同学们一起熬夜、喝酒，一起讨论PK，这个过程让他觉得特别好。
古永锵对那种集体生活的热爱也反映在他的工作选择上，他尤其喜欢创业公司目标一致共同奋斗的气氛。39岁的古永锵离开搜狐的时候，还是想去一家100人以下的小公司，再次重复一种大家一起围着一个小梦想努力的氛围。在今天，他在中国做过5家创业公司，帮3家完成上市。
对融合的追求并非单纯的性格使然，里面也有征服的欲望，这种欲望源自古永锵14岁时第一次命运的改变。
那一年，古永锵离开香港父母独自去了澳洲，就读的学校离悉尼还有3个小时火车车程，一个绝对的白人环境，「完全没有任何外界的（接触）或者朋友」。当时白人小孩对中国人丝毫没有概念，学校里只有一个日本老师，他的两个孩子在这个学校读书。
直到今天，古永锵都记得，他第一次走进学校，学校走廊上有两排教室，空荡荡的走廊上忽然有白人孩子发现了他，他忽然停下来大声地对他叫，然后全部白人孩子一下子涌到窗口，对他喊着从没听过的日语，那时古永锵从没见过老外，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住了，这件事给他刻下鲜明记忆。
面对内心的陌生感与恐惧，第一反应是要适应。「就好像你被扔进游泳池一样」，「你肯定要适应」，古永锵强调，然后他顿了顿，「我当时真的是被扔进过游泳池里」，「那个年代澳大利亚人还是比较野的」。
14岁独自在澳洲成功地和白人融为一体也塑造了他一个习惯：喜欢去完全陌生的地方，喜欢了解完全陌生的文化，一旦去了，就只和当地人在一起。
《人物》杂志记者问香港出生、澳洲读书、美国工作、中国发展的古永锵是不是一旦战胜心理障碍融入当地圈子会获得很高成就感，就会一直渴望不断复制这种成就感。
古永锵脸上显露兴奋的神采，回答毫不思索：有可能，真有可能。
这种渴望第一时间进入陌生环境以最快速度融合的愿望也体现在古永锵来内地的过程中。
来北京之前，古永锵就读于斯坦福商学院，学费来自当时供职的管理咨询公司贝恩，条件是毕业后继续为贝恩工作两年。1994年暑假，他在北京大学参加培训班时，认识了富国投资创办人，谈了几次觉得不错，打算过来，把贝恩工作辞掉、毁约、赔钱。那时候古永锵全部身家三四万美金，违约金6万美金，剩下2万是向富国老板借的。
来内地工作又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北京待两三年，然后回硅谷或者继续在北京，另一个是以香港为Base，往来内地。在刘德乐回忆中，古永锵那时中文并不好，需要重新学习，很多海归会觉得以香港作为缓冲地慢慢适应大陆环境更保险，古永锵选的是第一个，他的看法是：如果需要选择未来之路，他要更快地选择，觉得去香港「是在浪费生命」。1994年5月古永锵从斯坦福MBA毕业，两个月后就作为富国集团投资人飞来中国。
而很多海归到中国后会跟海归待在一起，古永锵的做法非常决绝：要么我不来，要么我就一定要所有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这种融合也体现在「合一」的办公环境中，在「合一」总部，古永锵与普通员工一样，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只有一个和所有员工融为一体的工位，这意味着没有隐私时刻。
在今天，「合一」的高管团队除了古永锵以外无人是海归，在采访中，古永锵为此非常骄傲，某种程度，这代表他的又一次融合的胜利。
魏明认为，古永锵是一个只会往前看的人，他没有过去的身份记忆，也对过去不感兴趣，如果有未来学和历史学，他绝对对历史学不感兴趣，「他要看未来的」，魏明说。
朱向阳第一次见到古永锵是在搜狐的电梯里，当时古永锵是搜狐的首席财务官，交谈是他主动先开始的。
他问朱向阳是哪个团队的，当知道他是做内容的，古永锵立刻开始和他聊音乐的东西，比如索尼的老大是谁，想不想认识BMG的人，觉得这个歌手怎么样？
古永锵穿着非常紧凑合身的夹克、牛仔裤，当其他海归都西装革履，古永锵这个海归似乎反而要人想象不出他穿西装的样子。
古永锵习惯性让人觉得「特别nice，非常温和，善于相处，易于沟通」，但「假设我是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觉得蛮累的」，朱向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