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正题。既然刘错失了黄金自我救赎期，没能与做局者达成封口协议，还有一个挽救危机的办法，就是找中间人去谈和解，撤案！这个方法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绝对值得一试。
在此我以20多年前我在波士顿亲身经历的一个案子为例来略加说明。
刘案事发后，我看到一些在美国的华人律师说，刘案不可能撤案，根据我自身的经历，这是可能的，并非绝无可能，要知道任何事情皆有可能。
20多年前在波士顿，因为一些琐事与一起租房的一个女子发生争执，该女子说要报警，我说你报警吧，我做了什么值得你报警呢？结果此话激怒了她，她拨打了911，房东见情况不妙，按下了电话，殊不知房东这是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在有人拨打911时，是绝对不能干预的，否则警察局会认为这边出了重大的刑事案件。
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里，三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就停在了楼下，一下子冲上来八个彪形大汉的警察。警察很快了解到没有生命的威胁，只是双方的争执，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该女子向警察说我打了她。这事情来得如此突如其来，并无任何心理准备。
警察听说后，要把我带往警察局，我申诉说根本无此事。但是非常无奈的是，这已经进入了程序，警察是按程序来操作了。警察说，我们也不知道，也无从查证，这不关他们的事，但是如果她指控你殴打了她，我们必须带你去警察局，明天由法官来解决。
对此的任何解释、申诉、不服、反抗都是多余而苍白的。于是被带到警察局，正面和侧面的照相，然后关进了拘留所。拘留所只有一个马桶和床铺，四面透风，再无任何东西。
想必东哥关进的拘留所也是此等装备，不过与东哥不同的是，没有穿囚服，可想而知东哥穿了囚服的情况还是要严重一些。
好不容易熬过了拘留所的慢慢长夜，夜里连一床毯子都没有。第二天被带上法庭。法官问我有无律师，我说没有，法官说如果没有律师，可以为我指定一个律师，并且是免费的。我说好吧，我接受指定的律师。于是法官为我指定了一个律师。我的律师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一个小伙子，可能找这种义务的工作以积累经验，这种案子对于律师来说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一般稍有名气的律师不会接这种案子，捞不到什么油水。
律师有了，然后法官宣布了释放我的禁制令，禁制令有许多条，首先我得从那个公寓里搬走，必须得保持和原告200码的距离，不得给原告打电话，不得携带枪支刀械、不得喝酒、离开波士顿要告知警察局、等待，一系列的等等。然后，我被释放了！
在东哥这个案子里，许多人认为释放了就是没事了，其实远远不是，只是法官视案情的轻重，让你回家呆着，免得浪费社会的巨大的资源，等候发落而已。等候检方检控你的程序而已。而我被告知，如果我违反了禁制令的任何一条，将会被重新逮捕并遭重罚。我的护照并没有被警察局或法院没收，说明并没有限制出境。
据说东哥被限制出境，则肯定意味着护照被没收。
我问律师，这案子有多严重。他说可能没事，也可能很严重。我告诉律师，所谓的打人一事完全是虚构的，根本无此事。律师说问题就在于取证是很困难的，因为只有我们两人在场，并无证人。我无法证明没有打，她也无法证明打了。那么法官将案子交给陪审团去断案时，极有可能出现不利于我的情况。
更何况检察官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检察官检控的案件越多，他/她的每年的业绩会越好，业绩越好，向上爬的机会越大。所以检察官会把你往死里整。想想搞特朗普的特别检察官穆勒也是如此，莫须有的都会拿出来，对总统尚且如此，更何况我等鼠辈呢？
先简单介绍一下陪审团。在英美法系里，决定你是否有罪的并不是法官，而是陪审团。这种小案子的陪审团一般由6-12人组成，其成员来自社会的普通公民，无论是二傻子还是社会的精英人士都有机会成为陪审团成员，每个被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移民都有机会被挑选成为陪审团的成员。陪审团的成员大多数甚至可能都是法盲，没有关系，法官会引导他们在法律的范畴内判案，一旦偏离了方向，法官有权纠正，会告诉适用的条款，法官就是担保陪审团不走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