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和玺诚会引发投资者的不满，但是通过玺诚的收购，巩固了我们在卖场的领导地位，降低了租金”，江南春解释说，“我的失误在于，没有预料到2008年资本市场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显然（玺诚）买贵了！”
如果把江南春的回应看成是简单的辩解，你就错了。事实上，这正是分众上市以来他无法解脱的困局——不收购，竞争对手会给你带来巨大的麻烦；收购，就不能保证每次都是最恰当的时机、最合算的价格。一次的失算可能引来资本市场的质疑，二次的失算可能就是出局的下场。“这个时候的江南春以及分众，不成长就要面临失败”，余蔚点出了他的内心挣扎，“他有极度的虚荣心和表现欲，不原意面对失败”。于是，如何把分众带入良性循环，对于一直神经紧绷的江南春来说变成了无法释放的焦虑。
即便是最熟悉江南春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过去5年中分众的高速成长已经迫使江南春从一个纯粹的金牌销售必须变为精明的投资者和极度克制自己的管理者，然而这也正是他最大的天花板。
2008年3月，江南春正式把谭智推到了分众日常管理的一线，任命他为分众传媒总裁，而自己担任董事局执行主席，以谋求更多时间做公司未来的策略性思考。这在内部也传递出一种信号：职业经理人出身的谭智将为这家创业型公司植入规范化的流程。不久，谭智进行了销售人员考核方式的改革。这导致了公司一些销售人员的离开。不过，无论是江南春本人、分众内部员工还是分众外部的合作伙伴，都认为人员的变动对于2008年分众的业绩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而作为投资者的江南春，并没有展示出令人信服的资本嗅觉。他的好几次收购，事后被证明错失了最好的时机。2003年6月，分众上市前夕余蔚曾经建议江收购聚众，被江南春拒绝。等到他发现分众和聚众谁也无法消灭谁的时候，他才付出更高的成本收购聚众。同样的经历在玺诚重演。分众上市后，玺诚曾主动上门商谈收购事宜，江南春认为要价太高拒绝了对方的提议。待日后玺诚拿到风险投资并迅速壮大的时候，江迫于竞争的压力还是收购了玺诚，再次付出了高于当年的价格。
随着金融风暴引发的经济衰退迹象日益严重，江南春赫然发现，分众过去赖以成长的模式彻底被打破了：传统的广告主们开始大幅缩减广告预算，未来则有可能进一步下滑。这使得江南春不得不再次为分众寻找新出路：与新浪联手。只不过在最新的这一次合并中，他是否还是收购的主人，其身份变得暧昧起来。
曹国伟
作为当年复旦大学摄影协会的会长，曹国伟曾和新浪董事长汪延一样爱好摄影。不过自从2006年5月担任新浪CEO以来，他几乎再没有动过自己的单反相机。在过去的三年中，这位新浪历史上第五任CEO完成了太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多年以来，新浪始终是一家极为强势的新媒体公司，通过新闻、博客等产品吸引了巨大的用户群，在互联网经济中，这便意味在线广告的收入。2008年第三季度，新浪在线广告收入的比重达到了73%。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曹国伟第一次接触新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在美国普华永道工作的他代替一个突然生病的同事到北京来做新浪上市的项目。尽管随后新浪的上市搁浅，但曹国伟已经对这家公司有了全面了解。1999年身处美国的曹国伟受到硅谷互联网热潮的感染，他决定辞去自己在普华永道公司的工作并在随后成为主管新浪财务的副总裁。
“当时有两点让我下了决心，第一新浪是跟中国大陆连起来的一个公司；另外一个就是它跟媒体有关的。因为我以前学过新闻，我凭直觉决定了这件事情。”在较早之前的一次采访中，曾经做过上海电视台新闻记者的曹国伟告诉《环球企业家》。
大多数新浪员工对曹国伟的评价共同点之一，就是他的性格沉稳，遇事冷静。对于这位被前新浪董事长段永基评价为“刹车系统”的CEO，现任新浪董事长汪延曾经向《环球企业家》如此描述：“其实我了解他用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他了解我需要非常短的时间。我这个人是外向型的，他是内敛型的。”
2004年6月曹国伟成为新浪的第二号人物，时任CFO的他开始兼任公司联席首席运营官。但1年后，曹国伟拒绝了汪延让他接任CEO的建议，理由是自己并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份工作压力太大。随后汪延自称用“温水煮蛤蟆”的战略说服了曹国伟，即不断的放权给曹，让曹来主持越来越多的重要会议。直到2006年1月份曹国伟才正式答应接替汪延出任新浪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