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很有力，很看好。如果我们自己的决策不争气，用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最终会被耽误，工作会越来越被动。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观点，我们当前处于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
第三，调整有两种方式，两种可能性。我是讲一般的市场经济的道理。所谓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的被市场规则强行约束，被强制性调整，那就是经济周期的明显变化，换一个词就是出现经济危机，缩减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典型的是81年前1929-1933的美国经济大危机。
一种是适应市场的逻辑，加上适当的政府有限干预的主动调整。我认为人类经济史实际上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史，关键是你怎么认识、怎么处理。当然我这里讲的是政府有限的干预，有节制的干预，并不认同政府随意的大规模的干预。
然而因为调整中经济社会会出现干预的政府和市场双方都预料不到的事件。投资者往往在抽象理解调整必然性的同时，当某天看到周围大量的各种宏观微观数据下行或者恶化的时候，投资者的信心会下降，社会投资调整就会过度，出现超调，进一步恶化增长预期。所以这个时候政府在调整中一定要把握好各种改革和调整政策、稳定增长之间的协调，要学会如何引导加强市场的预期管理。
第四，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调整内容是什么，方向是什么，工作重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回顾，中国经济的不协调、不可持续产生于美国危机前，暴露在美国危机后，我们要看到最大的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至于怎么调整，早已写到党和政府的文件，就是改出口投资为主转为发展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模式。
因此短期内扩大投资和鼓励创新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一定要看到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是讲总量、结构、创新、企业家精神，是讲长期增长的动力。而调整首先直接讲的是总量经济，是讲总需求、总供给。GDP中间消费占比的提高一定是中国结构调整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一定也是中国经济今后稳定增长有根本性的调整。
最近GDP中间消费贡献率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出口投资贡献率的下降而得到相对的提高。我们近期的舆论每天都在寻找增长的新动能，但对消费增长动能的寻找，对扩大消费所紧迫的制度改革动能的寻找强调的不够，花的精力不够，措施不有力，舆论也很弱，形不成一股力量。
我们想想每天报纸上讲的是什么，是重点讲消费吗？我们战略方向调整最后肯定消费的贡献率最高，结构是消费，慢慢往这方面过渡，但是现在形不成力量。尽管提高消费是个慢功夫，尽管对居民消费的高与低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但是客观来讲，最后中国调整的结果肯定是三驾马车的中间消费的比率要大幅度提高，否则发展方式不可能转过来。
所以尽管是慢功夫，但是我们必须给予正名，给予首要地位的强调。多少年来这么多的规划文件，恰恰缺少加快居民消费的规划。
第五，尽快建立内部决策评估制度，把科学决策落到实处。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比成熟的市场化国家复杂得多，我们比他们多考虑渐进改革中间的协调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平衡问题。所以我又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事情很复杂。怎么领导？毛主席讲过领导方法，一是出点子，二是用干部。
现在经济系统的执行力很差，多凭文件主义。我听说一个地市的金融办一年下发和转发省里中央各部门的文件多达1千份，金融办最多就几个人，一年下发文件1千多份，一年的日子365天，可以想见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事。靠文件、靠口号、靠书本知识根本指导不了复杂的改革开放实践，但现在又是讲领袖、讲英雄的时代，怎么办？靠制度建设。建议在内部建立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制度，现在正在这么做。
目前最重要的评估是对近几个月以来股市和汇市波动的反思，如果不允许反思和议论是非常危险的。短期如何防止经济由减速迅速滑向失速，减速是正常的，失速是不以定量的概念，相对于社会稳定而言，关键看政策制度的配套。
对于失速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有充分的顾及与准备，另一方面要充分顾及到叫了几年的调整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对于短期内能否马上找到特别有效的圆满的政策措施，不要估计过高，当然工作应该想尽办法尽力。
现在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新的增长点在方向上、文件中应该说找到了，任务也布置了，但是微观情况仍然相当不好。市场预期非常不稳定，怎么办？现象表现为金融，是资源配置有问题。我认为本质上不是金融问题，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中间的结构和改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