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10年1月中旬，小米科技正式成立前夕，雷军在北京海淀区政协会议间隙面试了一个叫孙鹏的年轻人。一个月后，孙鹏从微软离职加盟了这家后来被命名为小米的公司。
孙鹏与刘新宇、李伟星等9人一起，成为当时除了雷军、林斌、阿黎和KK四名联合创始人之外的最早员工。2010年4月6日，在海淀区银谷大厦807室，这13个人一起喝了碗小米粥，就开干了。
MIUI早期的工程开发就主要由他们完成。今天，这9个人还依然活跃在小米的各个重要岗位上，2018年7月9日小米上市后，粗略估算，每人身价过亿。
同样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小米工号前1000的员工都有望实现财富自由。
创业8年，从小米加步枪到465亿美元市值，是什么成就了小米现象级的商业成就？有人归功于小米的创新商业模式，有人归功于“参与感”的市场运营模式，有人归功于极致单品战略。都对。
但追根溯源，“事”在“人”为。小米“现象级”的商业成就，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独角兽企业的巨大商业价值和市场潜力，更让我们看到了代表新“中国式合伙”的小米在聚合人才方、资本方与资源方，合心合力打群架打胜仗的能力方面的绝对优势。新“中国式合伙”，代表一种新的组织生产关系。
本文力图从“合伙人制度”的角度解读小米，以帮助更多创业者了解合伙，在创业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旧“中国式合伙”：
哥们式合伙，仇人式散伙
对于创业者来说，合伙创业是最常见的创业方式。但中国人的合伙难，却也是全球公认的管理难题。
中国企业最常见的聚散模式——公司创办之初，合伙者们以感情和义气去处理相互关系，制度和股权或者没有确定，或者有而模糊。
企业做大后，制度变得重要，利益开始惹眼，于是"排座次、分金银、论荣辱"，企业不是剑拔弩张内耗不止，便是梁山英雄流云四散。
1.哥们式合伙
在大量的旧“中国式合伙”中：
（1）在合伙组织层面，朋友关系与股东关系一锅乱炖。
很多合伙团队都是“三老”合伙创业（老同学、老同事或老同乡），这种有感性信任基础的合伙一方面有利于早期合伙关系的建立，但也给理性合伙规则的建立留下了一堆变数。
新东方股权改制也曾引发合伙危机，俞敏洪发现“在友情为基础的结构里，你不能下命令、不能指挥，只能通过友情来权衡利益和权力”。
（2）在合伙理念层面，“谈利益伤感情”。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早期股份也通常不太值钱，很多合伙团队早期回避谈论利益，或靠口头承诺简单粗暴分配利益。
（3）在合伙规则层面，回避规则或无规则
因此，在合伙规则方面，旧“中国式合伙”要么没有规则，要么按照工商局“钦定”的模板简单处理，导致合伙人之间既没有规范的进入机制，也没有退出机制、调整机制与控制机制。
2.仇人式散伙
没有规则的哥们式合伙的结果，就是仇人式散伙。
温和些的，古有宋太祖在打下江山后，将一起浴血奋战的将军们“杯酒释兵权”，但多置良田美宅，还算安享晚年。激烈些的，汉高祖刘邦在打下江山后，对作为左膀右臂共同打江山的大将军韩信等创业元老先是剥夺权利，后卸磨杀驴。
温和些的，今有西少爷合伙人股权战争对付公堂。激烈些的，真功夫合伙人股权战争，创始人潘宇海把合伙人蔡达标送进了监狱。
哥们式合伙，仇人式散伙，合伙无规则无信用，核心圈层的股东神仙们打架，团队很难合心合力，组织命运要么昙花一现，要么生死飘摇。
为什么
研究小米的新“中国式合伙”
我们为什么选择研究小米的新“中国式合伙”？
1.小米创立、成长与崛起于我们身处的互联网时代，有时代代表性；
2.小米成立8年，经历了上市前的创业期、高速成长期与扩张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合伙人机制支撑小米取得了阶段性经营成果；
3.小米有创业合伙人股东、事业合伙人股东、资本合伙人股东与生态合伙人股东，合伙人股东很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