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东创立的前三四年，是刘强东“单枪匹马”打下来的江山，内部自然也是“一言堂”；到了上市筹备的那两年，京东引入了一批外企高管，刘强东也一度想要“袖手旁观”，据媒体报道，他曾对手下说过“几千万的单子就不用找我签字了”；但到了2016年，沈皓瑜离开，刘强东重新执掌业务一线；到了2018年，“放权”迹象开始显露，3月份，京东开启了一轮新的架构调整：原八大事业部升级为三大事业群，事业群总裁直接向刘强东进行汇报，并承接事业部总裁和业务负责人的直接汇报。
可以看到，刘强东一直在放权和收权之间反复拉锯。
在他身上，似乎呈现着两个极端，轻信而又多疑。在《刘强东自述》一书中，他曾讲过大学时候开餐馆的故事，由于尚有学业在身，他无暇餐馆的日常管理，放手让员工去做，最后员工监守自盗，亏得一塌糊涂；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刘强东回归京东日常管理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京东内部严格的反腐自查，并在10月份公开了“十宗罪”。
一方面，随着京东的日益膨胀，管理半径越来越大，放权和管理切分是一种必然，但与此同时，失控的风险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暴露，这恐怕是让包括刘强东在内的每一个企业创始人都欲放还休的原因——他们习惯了亲力亲为，交托于他人难免患得患失。
“京东现在还算不上是一家治理成熟的企业，但是可以看到，正在往这个方向去走，管理更加体系化、制度化。”一位分析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记者指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轮值CEO也是京东迈出的重要的一步。不过，除了徐雷之外，目前京东对其他轮值CEO人选、任期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与其说是确立一个制度，倒不如说是刚刚开启一场实验。
实际上，华为在真正推行轮值CEO的制度之前，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内部进化，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的轮值COO，而在正式提出轮值CEO制度次年，华为才在年报中明确公布了运作机制，职责范围以及轮值人选和时间安排。
而且，轮值CEO分担了管理职责，并不意味着就分出了决策权力。
不论是过去的轮值CEO期间，还是如今的轮值董事长期间，任正非始终担任CEO之职，与三位轮值CEO角色不同的是，他有权否决董事会的决定。任正非曾提到轮值CEO的一个好处是“公司的山头无意中在这几年削平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高管之间实现了“平权”，反而更加强化了“一把手”——任正非的权力。
不过，这种权力落差尚不会影响华为的决策机制，因为制度中还强调了一点，任正非没有权力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可以与其他管理人士交流看法——避免了个人决策独断专行，代之以集体决策。
京东也会以此为参照吗？
2017年财报显示，刘强东在京东占股15.5%，管理层持股一共为15.8%，这也就意味着除其以外的管理层持股比例为0.3%，与此同时，刘强东拥有79.5%的投票权。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如果刘强东延续强势，又不给予足够试错空间的话，轮值CEO的尝试很难给京东带来太大的变化——更不用说形成真正的轮值制度。
一位京东前高管在2017年接受《财经》杂志采访的时候说过，“我们不是不想创新，我们是不想犯错误。”并指出他离开时发现京东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犯错了。
这对京东来说，应该不算是一个好兆头。
